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疯狂的世界杯，疯狂的赌球******
当地时间11月28日，图为赛前一名巴西队球迷在球场外张开双臂。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文/赵斌
卡塔尔世界杯进入激烈的八分之一决赛争夺，而疯狂的世界杯赌球生意更是愈演愈烈。
赌球如蚂蟥般叮咬在足球赛事的身上、从未松过口。历年世界杯，更是常被曝出被赌局幕后的庄家操控，变成一场场“杀猪盘”。
对于想要靠赌球博幸运的人来说，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一脚监狱、一脚地狱
深褐色光头上有几块浅色瘢痕，穿着轮胎底劳保鞋的脚一只窝在三轮车斗里，一只荡在外面，破旧的军大衣斜盖在身上，眯着眼睛蜷在送货用的三轮车里抽烟的男子叫老蒲(化名)。
“起来，把这几箱货给二叔送去。”老蒲依旧眯着眼，应声起身搬货，伴随着老蒲斜着肩、弓着身子一起一伏地蹬着三轮车走远。这家五金批发店老板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说：“别看他和五六十岁老头子一样，其实刚过四十，都是赌球闹得。”
老蒲20多岁从一所知名“211”大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和电视台的主持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姑娘，工作不到三年就提了副科级。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懂足球，跟着他买足球彩票赚多赔少，很出名。
可突然就出事了。没人能想到他还参与暗庄和网上境外赌球，小两口结婚时两家一块儿买的房子、女方陪嫁的车都卖了还远不够还赌债。
为赌球散尽家财、丢工作、入狱乃至家破人亡的赌徒不胜枚举。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折”在赌球上的不乏警察、“90后”干部等公职人员，“莫让赌球毁了年轻干部”已引起多方高度重视。
还有不少人，也栽在“赌”字上。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长期沉迷赌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后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张胜震落马前曾多次到澳门赌博；贵州省原副省长蒲波在被双开前利用赌博敛取巨额钱财。
依法严打赌球，远离非法“赌链”
就在12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联合大东分局公布了近日破获卡塔尔“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市首起赌球案件，6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据该团伙主要成员高某交代，在世界杯开赛期间，他与薛某按事前约定联合坐庄，并雇佣李某为操盘手及运营人员，从王某处获取赌博网站的盘口信息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利用下线崔某吸收赌民投注，累计获利10万余元。
媒体调查，本届世界杯期间，通过各种各样的“世界杯吧”““世界杯交流中心”“球迷群”，以及非法的博彩类网站，各种形式繁杂的赌球一直活跃。一些球迷在家人、朋友甚至陌生群友、球友的带动之下，把看球的热情也投入到疯狂的赌球中。
“每次输赢都不大，其实更像跟自己赌、和朋友间争口气，看看谁猜的比分更准！”这是一位网友谈起自己参与的动机。在他看来，这和赌博是两码事，“纯粹是想证明自己更懂球”。
“第一场比赛投了200，上一场我又投了1000，目前还没赢过，但说不定下一场就都赢回来了呢！我喜欢的球队没进世界杯，看谁都一样，就当是个‘添头’。”这是另一位网友的想法：给自己“无聊”的看球时光多点“刺激”。
但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一步步带入赌球的深渊，无法自拔。
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历届世界杯，都是“赌徒的盛宴”。
2018年世界杯期间，公安部对外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当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打掉赌球团伙100多个，涉案金额逾10亿元。
中国法律在大陆范围内严禁赌博。但海外博彩公司、赌球网站觊觎中国巨大市场，每到世界杯这样的大赛，都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在中国招募代理商，让他们发展自己的赌链。代理商通过“返利”赚钱，更大的赢家则是这些海外博彩公司。
不管赛事输赢，赌球团伙是最大的“赢家”。赌球团伙盈利模式各有门道，主要有“杀成”“抽水”“反水”等，有的是平台及各级代理商按比例分配赌客所输的赌资，有的逐级抽取下线向上线交纳的赌资。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有人参赌，团伙就有钱赚。
近几年随着微信群的流行，有不法分子模仿国家足球彩票的模式设置“黑庄”开设线上赌球平台，以高赔率吸引赌客。一旦有赌客大额押中赔率高的赌点，庄家无力承担则卷款“消失”。
有的庄家则是到球赛临近结束时突然消失、卷款走人，让押注者无论输赢都血本无归。很多境外的足球博彩网站，注入资金很顺利，一旦提现便各种理由推脱，直至失联。
被骗资金难以追回不说，资金一旦涉赌后再被骗，追回后也会因为是赌资而被罚没，并且还面临司法机关处罚的风险。即便是不直接参与赌球，转发赌球网站的链接都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明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网络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或qq群等社交软件群的方式招揽赌客，根据球赛结果等方式设定赌博规则，利用社交社群等进行控制管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构成《刑法》303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该罪处罚较重，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果组织中国公民参与国外赌球网站赌博，或者组织中国公民到境外赌博，则构成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该罪的处罚与开设赌场罪相同。
公安部于11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针对近日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态势，公安机关及时提示广大球迷赌球危害，依法严厉打击赌球行为。
谁是赌球背后的最大“巨头”？
据相关资料显示，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博彩巨头是：英国的威廉希尔(WilliamHill)和立博·希尔顿(Ladbrokes)、以及德国的SportWetten。他们也是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幕后最大的赞助商。
国际各大俱乐部虽然各种冠名赞助、球票、转播收入不菲，但与博彩公司的暴利比起来还是略显逊色。
国外媒体也多次曝光，各种踢假球的丑闻中，通过收买球员和贿赂教练、裁判等手段控制比赛，甚至对教练、裁判进行威逼胁迫，更有甚者还有涉及枪杀的案件。
虽然也有球队不配合博彩公司，但也难以避免遭到“被博彩”的厄运。
2006年，意大利足坛的“电话门”被称为世界足坛历史上最严重、规模最大的集体赌博案，包括AC米兰、佛罗伦萨等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等多支豪门球队陷入丑闻，曾经被称为“小世界杯”的意甲之后辉煌不再。
赌球规则实际上只是看似有“规则”。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以确保庄家“稳赚不赔”。同时，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还有角球数、黄牌数、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
赌博网站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与赌徒玩心理战，一旦踏入赌局，就会陷入“赢了还想赢，输了想翻本”的死循环，而最后的赢家，只能是游戏制定者。
请远离赌球！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
)